《習近平關于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論述摘編》第一章和《習近平總書記地方工作期間堅持正確政績觀生動實踐》中的“河北正定篇”與“福建篇”，深刻回答了“為誰樹政績、樹什么政績、怎樣樹政績”等根本問題。

一、黨中央為什么提出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

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之所以強調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是基于我國發(fā)展的現(xiàn)實需要。一方面，現(xiàn)階段的發(fā)展任務要求我們必須轉變以往的政績觀，樹立與之相適應的正確政績觀；另一方面，是因為當前在一些地方和干部中確實存在不正確的政績觀，并由此引發(fā)了一系列問題。我國已進入高質量發(fā)展階段，單純追求GDP的政績觀已無法適應新發(fā)展理念的要求，政績觀必須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更加注重發(fā)展的質量和效益。然而，一些地方和干部仍存在政績觀偏差，例如熱衷于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資源消耗巨大，損害長遠發(fā)展和可持續(xù)性；有的重短期輕長遠，寅吃卯糧、急功近利，嚴重透支未來；有的重局部輕全局，搞地方保護主義、本位主義，影響全國一盤棋；有的重數(shù)據輕實效，甚至弄虛作假。這些問題從長遠看危害甚大。黨中央提出樹立正確政績觀，正是為了糾治這些突出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深刻體現(xiàn)了“無我”的奉獻精神。2019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回應意大利眾議長提問時表示：“這么大一個國家，責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艱巨。我將無我，不負人民。我愿意做到一個‘無我’的狀態(tài)，為中國的發(fā)展奉獻自己。”這種“無我”并非缺席，而是必須全身心參與其中，以“栽樹人”的心態(tài)不懈奮斗，秉持“前人栽樹，后人乘涼”的胸懷，不貪一時之功，不圖一時之名，甘于做鋪墊性工作。“不必在我”是格局，彰顯淡泊名利；“必定有我”是擔當，凸顯恪盡職守。個人的工作時間是有限的，事業(yè)的成功果實未必由自己親手摘取，但個人的奮斗與精神可以融入永恒的事業(yè)。功利主義心態(tài)下，人們常問“這對我有何好處”，這實質是“事事為我”的狹隘思維。任何偉大事業(yè)的質變，都離不開無數(shù)人默默無聞的量變積累。我們不追求在量變不足時強行促成質變，不搞“形象工程”。沒有每個人的實干，量變就難以轉化為質變。習近平總書記的政績觀給予我們深刻啟示：不應將功名緊握在手心，而需將責任扛在肩頭。

二、習近平總書記的政績觀是什么，解決了哪些問題？

首先，習近平總書記的政績觀有鮮明的立場，這個立場就是一個“公”字。出于公心，實質是為民之心。我們常說“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這既是習近平總書記政績觀的立場，也回答了“為誰樹政績”的問題。在河北正定，他發(fā)現(xiàn)盡管糧食高產，農民依然吃不飽，根源在于征購糧過多。習近平總書記頂住壓力向上反映情況，經核實后為農民減免征購糧2800萬斤。此舉就是為了讓百姓吃飽肚子，出于公心，從而贏得民心。在福建工作時，他強調“人民政府的權力來源于人民，切不可忘記了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并親自推動治理餐桌污染、倡導“四個萬家”（進萬家門、知萬家情、解萬家憂、辦萬家事）等活動，這正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生動體現(xiàn)。

這說明習近平總書記厘清了價值觀與政績觀的關系。價值觀相對抽象，是內心的理念，回答“什么最重要”；政績觀則較為具體。有什么樣的價值觀，就會有什么樣的政績觀。價值觀若以人民為中心，政績觀便指向為民造福；價值觀若異化為追求個人名利，政績觀就容易滑向“形象工程”。功利主義的價值觀必然導致做表面文章，重包裝而輕實效。價值觀不能停留于口號，必須通過“為誰樹政績、樹什么政績”來兌現(xiàn)。習近平總書記執(zhí)政為民的理念，蘊含了中國傳統(tǒng)“為政以德”的政績觀。在儒家看來，官員的個人操守本身就是最大的政績。倘若“德不配位”，再大的工程也可能淪為“形象工程”。只有先修身立德，才能創(chuàng)造出真正利國利民的政績。傳統(tǒng)文化強調先修身，再做事為官，習近平總書記的政績觀體現(xiàn)了這一路徑。

其次，習近平總書記的政績觀著眼于長遠而非眼前，解決了如何處理好長遠政績與短期政績關系的問題。在河北正定，面對正定古城，他提出“我們保管不好，就是罪人，就會愧對后人”，并親自籌款修復隆興寺。他認為，“保護文物也是政績”。這對保護傳統(tǒng)文化、傳承文脈貢獻卓著，這本身就是政績，是對傳統(tǒng)文化的政績。1984年，電視劇《紅樓夢》拍攝選址正定，習近平總書記力排眾議，主持建設仿清古建筑群榮國府。這一舉措后來帶動了正定旅游業(yè)的發(fā)展，當時或許效益不明顯，但多年之后，其文化與經濟效益日益彰顯。我們今天享有的許多便利與福祉，不少都源于前人制定的政策或采取的措施所積累的紅利，這些在當時未必能產生效益，卻能在未來長久造福社會，這難道不是政績嗎？政績不一定立竿見影。倘若人人都持錯誤政績觀，認為對自己在位時的政績無益便不愿為之，那么經濟與社會就難以發(fā)展，后人也無法享有美好的生活——我們的幸福生活，正是前幾代人努力奮斗、不斷積累的結果。

在福建工作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廈門主持編制《1985年—2000年廈門經濟社會發(fā)展戰(zhàn)略》，在福州主持制定“3820”戰(zhàn)略工程。他對三明萬壽巖史前遺址保護作出重要批示，“任何個人和單位都不能為了謀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破壞全社會和后代的利益”，果斷叫停采礦，保住了“南方周口店”，這體現(xiàn)了他對歷史和子孫后代負責的擔當。這就是“前人栽樹，后人乘涼”的胸懷，超越了狹隘的功利主義，也是“計利當計天下利”的胸襟?？鬃佑醒裕?ldquo;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實際上，“義”本身也是一種“利”，是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而非局部私利。這是一種兼具道義擔當和歷史責任的政績觀。在福州，習近平總書記在林覺民故居召開文物工作現(xiàn)場辦公會，指出“保護好古建筑、保護好文物就是保存歷史，保存城市的文脈”，使三坊七巷得以完整保留。這表明習近平總書記對歷史懷有深厚感情，其行動并非為了眼前利益，而是著眼于保存歷史記憶、維護民族文化延續(xù)的長遠利益。

最后，習近平總書記的政績觀具有堅實的方法論基礎，即“真抓實干，科學決策”。要創(chuàng)造真正的政績，必須有科學的方法，否則容易陷入盲目。習近平總書記無論在地方還是中央工作，政績卓著，有目共睹。這既得益于他正確的世界觀、價值觀、一顆公心以及執(zhí)政為民的價值體系，也得益于他科學的工作方法，這正是其政績觀的方法論基礎。方法論與其價值觀是內在統(tǒng)一的，正確的價值觀催生了相應的工作方法。例如，他強調“工作靠實、事業(yè)靠干”，這就是實干精神。秉持這種精神，必然會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并按照客觀規(guī)律辦事。這種方法論與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是根本對立的。在河北正定，他經常騎一輛舊自行車下鄉(xiāng)調研，跑遍了全縣所有公社和大隊，在田間地頭摸清了“高產窮縣”的癥結，為后續(xù)科學決策奠定了堅實基礎。在福建寧德，他帶頭踐行“四下基層”制度（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下基層、調查研究下基層、信訪接待下基層、現(xiàn)場辦公下基層），三進下黨鄉(xiāng)，在廊橋用餐、于土坯房辦公，現(xiàn)場解決發(fā)展難題，這種深入一線的作風確保了決策的實事求是。在實干方面，他在正定要求干部“說一件，干一件；干一件，成一件”，大力整治“文山會海”，并出臺著名的“人才九條”，為發(fā)展匯聚才智。在福建，他大力倡導“馬上就辦、真抓實干”的作風，推動“一棟樓”辦公，集中審批項目，開創(chuàng)了政務服務改革的先河。他看到報紙上市民的呼吁后，僅在50小時內就推動編印了《市民辦事指南》。

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實踐揭示了創(chuàng)造政績的根本方法：一是遵循規(guī)律，實事求是。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自覺按規(guī)律辦事，基礎在于做到對實情心中有數(shù)”，創(chuàng)造政績不是主觀蠻干，而是尊重和運用客觀規(guī)律。二是因地制宜，精準施策。反對“一刀切”，強調“因地制宜、分類指導”，在正定提出“半城郊型”經濟，在浙江推動“騰籠換鳥、鳳凰涅槃”，都是基于對當?shù)貙嵡榈木珳拾盐铡?strong>三是堅持系統(tǒng)觀念，統(tǒng)籌兼顧。既要辦好“看得見、摸得著”的實事，更要做“打基礎、利長遠”的潛績。四是弘揚實干精神，秉持釘釘子精神。習近平總書記將“釘釘子精神”作為創(chuàng)造政績的具體抓手，強調要一錘接著一錘敲，一茬接著一茬干。五是堅持科學決策，問計于民。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把群眾意見作為決策的重要依據。在寧德，他針對貧困地區(qū)提出“弱鳥先飛”的理念，倡導“滴水穿石”的精神，不搞“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強調一步一個腳印地實干，并通過著書立說（《擺脫貧困》）將實踐經驗升華為系統(tǒng)理論。

三、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的啟示

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的政績觀及其對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的要求，使我們深刻認識到踐行正確政績觀的重要性。

一是必須樹立正確的價值觀，這是正確政績觀的價值原點。中華民族在長期歷史積淀中，形成了為天下人謀利的價值觀念。在政治價值體系中，“民為邦本”思想認為，政績的大小或執(zhí)政合法性的根本在于“民心”，此為民心政治，亦即將道德原則貫穿于治理體系的思路。習近平總書記確立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其開展工作的出發(fā)點就是為民，認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這無疑繼承了中華優(yōu)秀政治文化的精髓。馬克思創(chuàng)立的共產主義學說同樣秉持為全世界無產者謀利益的宗旨，無產者是社會的基石，這體現(xiàn)了對每個生命的尊重。這種價值觀是共產黨執(zhí)政為民的理論基礎，賦予我們廣闊的胸懷。沒有這樣的價值觀，行為舉止就容易局限于“小我”利益，難以達到習近平總書記所展現(xiàn)的“無我”境界。要達到此種境界、擁有此種價值觀，就需要不斷加強修身養(yǎng)德。

二是必須具備戰(zhàn)略眼光，即以“利在千秋”的心態(tài)為人處世，從而避免急功近利。習近平總書記在正定和福建的工作都體現(xiàn)了從長遠利益出發(fā)考量問題，這是對子孫后代負責的態(tài)度，也是“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懷，甘于做鋪墊性工作。反之，若將好處盡歸于當代，享盡福祉，后代必將承受困苦。這就要求我們善于算大賬、算長遠賬、算整體賬、算綜合賬。堅持生態(tài)優(yōu)先、綠色發(fā)展，正是算了這樣的長遠賬和整體賬。

三是必須弘揚實干精神，這是習近平總書記留給我們樹立正確政績觀的基本價值理念，也是創(chuàng)造政績的方法論。“真抓實干”是取得政績的根本途徑。習近平總書記在正定騎自行車下鄉(xiāng)、倡導“馬上就辦、真抓實干”，正是這種精神的體現(xiàn)。這啟示我們，一切政績都是干出來的，而非喊出來的。必須深入開展調查研究，摸清實情、找準癥結。對定下的事情，要發(fā)揚釘釘子精神，一錘接著一錘敲，一茬接著一茬干，不折騰、不反復，確保干一件成一件。要力戒空談，注重實干，將工作重心放在解決實際問題上，如此方能創(chuàng)造實績。

（作者：趙志浩 單位：河南省社會科學院）